新冠防疫优化应先求“优”而非单纯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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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优才是目的
11月11日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出台，涉及包括密接、入境集中隔离时间缩短，不再判定次密接，取消中风险区域划分，缩小高风险区域范围，重申核酸检测范围原则等20条措施。这些优化措施的出台无疑是自第九版新冠疫情防控方案颁布以来，国内防疫的最显著的变革。参看20条防疫优化措施的具体内容，重点针对不少地方防疫时层层加码，对经济民生都带来毫无必要的负面影响的问题。
可20条优化措施出台恰处于多地疫情升温、新冠感染病例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前一天还在增加防疫措施，后一天突然转向的新闻并不罕见。甚至一些地方选为“试点”的消息也被广泛流传。可在这些急转弯背后，我们也看到之前处在管控下的民众遇到安置问题；一些百姓对自己的健康风险忧心忡忡。虽然在防疫措施转变的过渡阶段难免有不适甚至阵痛，但在各种措施调整过程中，管理者需要考虑的或许仍应是如何做到“优化”，而非简单为变而变。
防疫措施的整体复杂性不应忽视
新冠疫情暴发已近三年，中国不仅先后有九版疫情防控方案，而且还在现实中建立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防疫体系，很多与防疫相关的措施与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紧密关联。
因此，防疫措施调整在具体实施时需要考虑整体影响，包括与某项措施相关联的其它防疫政策是否需要同时改。最明显的例子是核酸检测。其实第九版防控方案里已经提出核酸检测范围应根据疫情而定，全员核酸检测是针对传播链不清的情况进行，对具体检测次数间隔也有指导。可现实中很多地方都开展过极为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而且是层层加码的重灾区，一些地方甚至开启过一天两检或三检。这类加码无疑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纠正大范围（全员）核酸检测的滥用无疑是必要的，也有急迫性。可我们也要注意距离全员核酸不远处还有常态化核酸以及核酸码两项防疫措施。很多城市进出公共场所，包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超市农贸市场等都需要核酸码。在频繁做全员核酸的地方，民众的核酸码几乎可以仅靠全员核酸检测获得。当这些地方纠正全员核酸滥用问题时，应该要考虑核酸码是否需要调整，如果不调整也要向民众沟通今后核酸码的取得方式。
此外，从一些新闻报道来看，有些地方在落实核酸检测优化过程中裁撤了大量核酸检测点。不再频繁做全员核酸后，或许确实不再需要维持大量检测点。但还是核酸码的问题，民众已经习惯在这些核酸检测点获得核酸码，如果出入诸多场所还需要核酸码，短时间内大幅减少公共核酸检测点，无疑会造成混淆甚至给民众带来不便——例如一些新闻同样报道了民众聚集到医院排队做核酸的情况。
限制全员核酸的目的是优化检测方案，让检测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小一些，也减少对公共资源（检测费用等）的浪费。可若不厘清各种防疫措施与公众生活的关联，贸然挑一个显眼的下手，没法排除最后适得其反，反倒给老百姓添麻烦。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地方在核酸码要求不变的情况下裁撤公共核酸检测，实质上成了逼民众自费做核酸，而且还只能选价格更高的单管检测。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包括节约财政资源，不应以转嫁负担给民众的形式进行。对防疫措施做优化，目的是让民众生活更方便，受疫情影响更小，不应该把事情更加复杂化，而这需要在具体防疫措施改动时有全局性思考。
与民众的沟通应该放在优先位置
这几天一些地方为落实20条防疫优化举措做了很多具体政策变动。却出现了本地人看着忧心忡忡，外地人听着欢欣鼓舞的奇怪局面。除了类似核酸检测减少与核酸码不变的现实困惑外，造成这种理论上的政策直接受益人反响谨慎的原因，或许是防疫措施更改的速度超过了与民众沟通的速度。
与公众沟通疫情的信息在两个方向上需要管理者、专业人士与媒体的合作努力，一是对新冠的科学认识，二是对防疫措施的理解。前者更为长期，后者在防疫措施更改之际更为急迫。
虽然过去三年病毒、疫情、疫苗是媒体报道最多的内容，但不少民众对这些仍缺乏科学认知，甚至有很多误解。例如新冠疾病的严重性该怎么看？大量的科学数据告诉我们，新冠在年轻人尤其是接种过疫苗的年轻人中，危害性是比较低的，这也反映在如今极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上。可当新冠在一些大学校园以及员工以年轻人居多的工厂出现时，我们社会里最低危的年轻人们却是惊慌失措。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她）们对新冠的认知有偏差。
要在防疫措施上逆转之前的过度加码，即使只是为民生减负，并不减防疫的完善性，如果民众对病毒有如此恐惧的心态，怎么会不引起惶恐？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新冠疫苗上，国内已经有超过9成的民众完成了疫苗接种。这意味着上市的新冠疫苗都不是说有几百万人安全接种，而是几千万上亿人安全接种过，可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仍对疫苗的安全性不放心，担心疫苗的副作用。而很多打过疫苗的人又对疫苗没信心，总觉得自己没有保护。
某地的一封公开信里强调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道理固然不错，但只有为民众塑造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让民众们可以获得病毒、疫情、疫苗及时且科学的信息，才能让每个公民知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到底该如何负责。就像医学上面对患者，需要做到知情同意，最后的“同意”取决于患者，但“同意”的前提——“知情”，需要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没有知情的同意，在医学伦理上与欺骗无异；缺乏必要沟通下让民众自己负责，只能让公众觉得是推诿职责。
帮助公众获得科学认知无疑是长期的工作，关系到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防疫能否成功。而在防疫措施变动之际，这些变动的及时沟通对相关措施能否有效实施也至关重要。
国内多个区域新冠感染病例处于上升状态，广州、重庆、郑州每日新增从11月初几十到几百不等迅速攀升到了如今的几千。这种情况下，民众担心疫情继续恶化，自己有感染风险是正常的，也很容易把防疫措施优化时的“减负”误解为放弃，进而加剧对个人感染风险的担忧。出现解封了反而不敢出门，学校复课家长反而不敢送孩子上学，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将减负优化看作放弃防疫的误解。
可是分析20条防疫优化举措，都是在科学基础上让防疫措施更加贴近当下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特征。例如病毒潜伏期缩短了，自然不需要像原来那样长的隔离时间。此外，奥密克戎传播力强，集中隔离时间过久也让隔离点发生交叉感染风险增加。将高风险区域从小区精确到楼宇，不再判定次密接与中风险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些封控范围的缩小并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反而利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让防疫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利用。
优化防疫20条出台仅仅数日，有些举措如纠正一天两检三检，既容易迅速实施民众也较易理解；另一些如隔离优化迅速实施容易，民众理解却要一些时间；还有一些如分层诊疗，从实施到民众认知改变都要时间。可无论如何，只有将防疫措施优化的原因、科学依据、期望作用及时与民众沟通，才能减少公众的混淆。某种程度上，与民众沟通的优先顺序应该高于至少不应低于具体防疫措施的改动。
防疫措施的优化不只是减法
如果看这两天各地防疫措施优化的具体方式，很难责怪老百姓在有的地方对疫情以及当地的做法感到困惑。就像前文提到的，国内疫情处于上升期，防疫压力在增加，而各地落实防控优化的新闻，都是“某地不再做XX”。可是防疫措施优化真的只是减法吗？
例如要重新开放线下教学，想法没错。长期线上教学不仅教育质量难以保障，对孩童的身心健康也不利。可问题是如果当地病例正在上升，家长自然会担心学校是否安全。这种情况下，防疫措施优化不应是简单通知说哪一天学校复课，而是要有学校安全重启的配套方案。比如在学校里是否需要做配套的检测工作，如何保证及时发现感染病例，万一发现有感染病例，感染学生与密接学生的隔离会怎么做，是否可以由家长照顾，等等。
疫情升温，高危人群的防护问题更为突出。在20条优化防疫的措施里专门提到要对养老院等高危人群集中的地方强化保护。香港奥密克戎疫情暴发时大量重症、死亡恰是发生在养老院、长期照料机构。很多感染病例明显在上升阶段的城市，亟需明确优化的应该是这些重点机构的防护措施，包括实行什么样的检测方案，在药物资源上做什么样的预案。防疫措施优化不应该只是“不再做什么”，很多时候告知民众“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更为关键。
即使是绝对合理的防疫“减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应考虑配套措施上是否需要先做好“加法”。例如引发关注的广州城中村解除隔离人员如何安置的问题。考虑到奥密克戎的潜伏期短，用5+3的隔离方案取代7+3符合科学，也很合理。同样，次密接没有带来显著传播风险，阳性检出率只有十万分之三。及时落实隔离方案的更新，不再隔离次密接是对的。
随着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变化，药物的更新，防疫措施必然要改良。20条优化防疫的举措正是基于新的科学信息，让防疫更贴近科学，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防疫措施的转变，也难免会有过渡期的困难，但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困难，寻找合适的对策，方能真正做到对防疫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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